神经外科召开党员民主生活会暨支委换届选举会

内容摘要：　无凶，是对所道的判断。

无凶，是对所道的判断。

黄仲则就这样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欲求的全面实现为目的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人生至此，云胡不伤？（166页） 《杂咏》二首之一更对执迷于某一形而上学独断、自缚于某一真理的人们进行了讽刺。

他批判形而上学独断，怀疑建构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儒道释三家哲学的权威性。（第9页） 生命脆弱，人生短促，造物无情，人只能顺天委命，无心于用事，就是这首诗的主题。十年吊影深山里，每顾山魈亦心喜。所谓尴尬就是既承认命运存在的事实，又肯定形而上学独断的权威性，在逻辑上相互矛盾。万物谋所寄，时至安能巧？ 大壑藏舟移，过眼疾于鸟。

哲学的人学既反对将宇宙秩序以及由它决定的人类社会秩序凌驾于人之上或将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物，忽视人的存在，又反对夸大理性的作用将人神化，主张摆脱一切教条的羁绊，以经验为根据来考察、探讨人的肉体、精神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将以独断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转换为以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为中心的人而上学。（第209页） 山魈，动物名，弥猴的一种。殊不知，他们自己其实是被大众的民粹情绪所裹挟的。

眼下的中国，充盈着、激荡着这样的民粹情绪。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错误，但他的政治价值的底色毕竟是真正的立宪，而不是某些新儒教所讲的儒家宪政。[③]任剑涛认为，李明辉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应当叫大陆新儒教。（2）适宜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效果，必须适应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

尤可恶者，他们动辄引证《礼记·礼运篇》大同章的选贤与能，然而他们却有两点故意省略，第一是省略其前提天下为公，第二是省略选的前提——由谁来选的问题：主语是谁、主体是谁？殊不知《礼记》大同所表达的乃是一种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恰恰是对小康政治现实的否定，这种政治现实就是当时的宗法制度。康有为近年热起来，但人们对他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所谓康党其实也非铁板一块。

所以，新儒教的某些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英国还是那个自由民主的英国，美国还是那个自由民主的美国。（2）儒家正义论的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基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果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合，则会走向另外一番景象。我要批判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潮和倾向。

[⑧]不仅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实甚至具有超越国族时代的色彩。[12] 以上就是儒学传统的三大历史形态。他们是试图用贤能政治这个古代话语来为现代极权主义张目，这就是我的基本判断。（二）国家主义 新儒教的另一个政治特征是国家主义。

[⑦]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谈谈，就是对康有为的理解。第二点是国家主义，这一点赵寻刚才也谈到了。

这次会议，我非常重视，因为：针对近年来儒家当中出现的新儒教这么一种危险的思潮和倾向，专门举行一次会议，加以批判，作出一种集体性的回应，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们特别需要阐明：何为真正的儒家传统？ （一）儒家传统的三个历史形态 说到儒家传统，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前现代的儒家，而且将古代儒家传统想象为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

（2）现代新儒家的自由主义。康有为关于群与独、独人的思想，是一种现代性的个体主义观念。中华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帝国前期自秦至唐、或至北宋，是帝国的上升期，儒家经典是五经体系，最终形成唐代的《五经正义》。不过，我要预先说明：我这里所称的新儒教也不是专指那一小撮人。《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全文转载。新儒教的国家主义之所以能迷惑许多人，是因为他们打着爱国主义、民族复兴的旗号，同时打着儒家的旗号。

考虑到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变，尽管是同样的一体之仁的情感，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却有所不同，因此，儒家实际上有两条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动机，必须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第二，新儒教鼓吹所谓贤能政治。

（3）承认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要注意的是，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否则便无以立足，所以孔子讲立于礼[21]、不学礼，无以立[22]、不知礼，无以立[23]，讲克己复礼[24]。

刊发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

特别要注意的是，民粹正因为不是主义，就可以与任何主义相结合：既可以与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也可以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外，如果把严复也归为维新派儒家，那么，维新派儒家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观是异常鲜明的。这就是《礼记》讲的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17]。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淡宁（Daniel Bell），他现在到我们山东大学来当院长了。

[⑨]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2）原创儒学：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亦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

这两条原则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的政治效应，就是儒家自由主义的国民政治儒学[29]。这就是说，全部现代政治文明价值的核心、根基，不仅不是任何集体，而且不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等，而是个体。

这就是孟子讲的义，人之正路也[18]。（2）现代性社会的贤能政治是指的民主制度下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精英政治无论如何也是隶属于民主政治的，也就是说，现代贤能政治绝不是民主政治的对立面，而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或者一种补充。

第三点是民粹主义问题。其实，其它各条也是如此，唯有建立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它们才成为现代性的价值观。这是与迄今为止的西方自由主义很不同的地方，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于国家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阶段，其效应之一就是在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上的双重价值标准。这就是在政治上我给新儒教的定位。

新儒教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不懂得儒家传统的仁→义→礼的原理，而将礼视为儒家传统的根本，并且对专制帝国时代的礼特别青睐，从而主张三纲之类的家族伦理、帝国政治，然而回到前现代又是不可能的，于是变成现代的极权主义。其实，上文谈到的中国过去既有的儒家自由主义也有这个问题，即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

之所以称之为儒学，乃是因为：尽管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然而作为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儒学却是周公开创的，《尚书·周书》、特别是其中的周公书是其经典文本。迄今为止的儒家自由主义，至少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形态： （1）维新派儒家的自由主义。

极权主义的危害，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个体主义的价值观，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它应当成为儒家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